【庇护申请人】不能在芬兰境内“转换轨道”|即使学会芬兰语、找到工作仍将面临遣返:已有103份工作居留申请被直接拒绝|附录《芬兰vs西班牙:欧洲两种截然相反的移民治理逻辑》

在芬兰生活了4年,学会芬兰语,有正式工作,得到当地政府和雇主支持——这些条件,仍然不足以让一名庇护申请失败的外国人留在芬兰。

Yle近日报道了一对俄罗斯夫妇的案例,也再次把芬兰2024年开始实施的一项移民政策推到公众面前:

庇护申请人不能再在芬兰境内“转换轨道”,通过工作或学习申请新的居留许可。

从俄罗斯来到芬兰,4年后仍面临遣返

Katya Arapova和丈夫Sergej Arapov于2022年9月俄罗斯开始动员后进入芬兰,并申请国际保护。

此后,两人在芬兰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学习了芬兰语,积极参加当地社会活动,也分别找到了工作。

Katya在Kaskinen(Kaskö)市从事幼儿教育工作;Sergej则在Kristiinankaupunki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当地政府和他们的雇主甚至曾向有关部门呼吁,希望允许两人继续留在芬兰,因为当地本身存在劳动力需求。

但是,这些因素最终没有改变结果。

随着决定生效,两人的工作权立即终止,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

目前,两人已经向芬兰最高行政法院申请上诉许可,但法院没有下达暂停遣返的执行禁令。


为什么有工作,也不能申请工作居留?

问题的关键,在于芬兰2024年9月实施的一项《外国人法》改革。

过去,一些庇护申请人在芬兰生活期间找到工作或者获得学习机会后,可以尝试转而申请基于工作或学习的居留许可。

但是新规实施后,这条路基本被堵住了。

芬兰政府的逻辑非常明确:

庇护制度是为需要国际保护的人设立的,而不是进入芬兰工作或学习的替代通道。


已有103份工作居留申请被直接拒绝受理

这并不仅仅涉及这一对俄罗斯夫妇。

根据Yle从芬兰移民局获得的数据:

自2024年9月新规实施以来,已有103份基于工作的居留许可申请,因为申请人具有庇护申请背景而被直接拒绝受理。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并不是移民局审核了申请人的工资、工作合同、专业资格等条件之后认为“不符合要求”。

在改革之前,每年大约有200名庇护申请人最终获得基于工作的居留许可。


企业界曾经反对:为什么要把已经找到工作的人赶走?

这项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存在争议。

芬兰产业联合会EK曾向议会表示反对。

企业界提出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一些庇护申请人已经找到工作,而且这些岗位往往本身就很难招聘到合适员工。

如果一个人已经:

找到工作 + 学习芬兰语 + 融入当地社会 + 获得雇主认可

却仍然因为最初进入芬兰时选择了“庇护申请”这条路径,而必须离境,对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失去已经培养好的劳动力。


芬兰内政部长:这正是改革想达到的效果

不过,芬兰政府并不认同这一批评。

内政部长Mari Rantanen认为,新法律目前正按照政府设计的方式运行。

她强调:

庇护制度不是劳动力移民的渠道。

按照政府部门的说法,如果庇护申请失败,当事人原则上可以先离开芬兰,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从国外重新申请基于工作的芬兰居留许可。


争议的另一面:会不会制造更多“无证移民”?

芬兰难民咨询机构(Pakolaisneuvonta)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在芬兰已经生活多年,有工作、有社会关系,却因为庇护申请失败而无法转换到其他居留许可,那么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顺利离境。

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减少移民,而是:

增加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同时又无法正常工作的无证人员。

政府已经计划在下一年度预算中,为警方和芬兰移民局增加资金,提高遣返和离境决定的执行效率。


政策解读

这起案件真正值得在芬华人注意的,并不只是“一对俄罗斯夫妇是否应该被遣返”。

它反映的是芬兰移民政策正在发生的一项更深层变化:

过去大家比较容易形成一种思维:

现在,这种思维越来越需要谨慎。

特别是对于庇护申请而言:

找到工作 ≠ 可以转工作居留;

学会芬兰语 ≠ 自动获得留下的权利;

雇主希望留下你 ≠ 移民局可以特殊处理;

在芬兰生活多年 ≠ 一定能够改变原来的居留许可路径。

这与芬兰政府近两年来的一系列移民政策调整是一致的:

一方面继续欢迎符合条件的工作移民、留学生和专业人才;

对于准备来芬兰的人来说,这意味着:

第一次选择什么居留许可、以什么法律依据进入芬兰,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对于已经在芬兰的外国人来说,也不能简单地认为:

“只要我有工作,就一定能留下。”

在芬兰目前的移民政策体系下,工作本身和合法居留依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来源:Yle / 芬兰移民局相关信息

附录01:相关的案例和新闻

  1. Katja 和 Sergei Arapov:有工作、会芬兰语,仍面临遣返
    这是目前最典型、媒体曝光度最高的案例。两人2022年从俄罗斯来到芬兰申请庇护,之后在 Kaskinen 一带生活多年。Katja 在当地幼儿教育系统工作,Sergei 在建筑公司工作,两人还学习了芬兰语,当地政府和雇主都希望他们能够留下。但他们的庇护申请在2026年被拒,行政法院也驳回上诉。由于2024年9月后的新法已经禁止“庇护→工作居留”的境内转换,即使两人都有正式工作,也不能在芬兰境内改申请工作居留许可。Yle报道后,这一案例成为“禁止转换路径”政策最具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更值得关注的是,Migri向Yle确认:自新规生效以后,已有103份工作类居留许可申请因为申请人具有庇护背景,而被直接“不予审理”(jätetty tutkimatta)。也就是说,甚至还没有进入工资、劳动合同、劳动力需求等实质审核阶段。

  2. 2025年赫尔辛基行政法院案例:申请是在新法之前提交,仍然被新法挡住这是一个法律意义非常强的案例。一名申请人曾经在芬兰申请国际保护,之后在2024年5月提交了员工居留许可申请。当时禁止“转换路径”的新法还没有生效。但Migri直到2024年10月才作出决定。此时新法已经从9月1日起实施,因此Migri依据新的《外国人法》第36 f条,直接不审理其工作居留申请。申请人向法院主张:自己递交申请时这条法律根本还不存在,因此这种处理违反了合理性、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赫尔辛基行政法院最终仍认可Migri的做法。换句话说,关键不只是你什么时候提交申请,而是Migri是否在2024年8月31日前已经作出决定。只要当时仍未决定,就可能受到新法影响。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Migri官方也明确说明:对于截至2024年8月31日仍未作出决定的相关申请,新规则同样适用。

  3. 2025年土耳其公民案例:试图通过欧盟—土耳其协定挑战禁令,也失败
    另一起很有法律价值的案件发生在2025年6月。一名土耳其公民A以庇护申请人身份来到芬兰,随后在庇护程序仍在进行时申请员工居留许可。Migri依据《外国人法》第36 f条不予审理。A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法律论点:欧盟与土耳其之间有特殊的《联系协定》,其中存在所谓 standstill clause(停滞条款),原则上限制欧盟成员国对土耳其劳动者增加新的就业限制。但赫尔辛基行政法院认为,这类保护需要当事人在成员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具有比较稳定、确定的法律身份。单纯作为庇护申请人,并不构成这样的“稳定合法劳动市场地位”。因此,新法仍然可以适用,工作居留申请依然可以不予审理。
    这个案例说明:即使申请人来自在欧盟法下享有某些特殊待遇的国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够绕开“转换路径禁令”。

  4. Himdad Rashid:在芬兰生活8年以上,但改革前就担心失去转换机会
    2024年5月,也就是新法正式实施之前,Yle采访过来自伊拉克、具有库尔德背景的 Himdad Rashid。他当时已经在芬兰生活了8年以上,并表示自己已经适应芬兰生活。但政府准备推进改革后,社会组织开始担忧:一些已经在芬兰生活多年、找到工作或学习机会的人,在庇护失败以后可能无法再通过工作、创业或者学习取得合法居留身份。这篇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记录了新法实施之前各方对现实后果的预警。
    例如 Sininauhasäätiö 当时就提出:一个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或者学习位置,本身往往说明其融入社会的能力较强,如果完全堵死转换路径,可能造成新的无证居留问题。

从政策形成过程看,这项改革并不是没有争议。2024年立法过程中,芬兰商界、教育界和移民法律机构都曾提出反对意见。一些意见甚至建议加入“合理性审查”,让Migri可以考虑申请人的就业、学习经历以及已经发生的社会融入程度。但最终通过的制度基本没有给Migri留下这种个案裁量空间。

所以,如果我们把目前已经公开的案例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信号:

芬兰现在越来越强调“进入芬兰时使用的移民渠道必须和最终目的相符”。庇护制度不能被作为进入芬兰后再转换成工作或学习移民的跳板。

而现实中最有冲击力的地方就在于:即使一个人已经在芬兰生活多年、学会芬兰语、找到长期工作、正常纳税、获得雇主甚至当地政府支持,也未必能够弥补最初居留路径上的问题。


附录02:

《芬兰“禁止变道”与西班牙“移民大赦”:欧洲两种截然相反的移民治理逻辑》

  • 芬兰:申请过庇护的人,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能在芬兰境内转为工作、创业或学习居留许可;
  • 西班牙:符合条件的非法居留者和庇护申请人,可以直接在西班牙境内申请合法居留和工作许可。

但需要强调:西班牙所谓的“移民大赦”,并不是无条件给予国籍,也不是允许今后抵达的所有非法移民留下,而是一次有截止日期、资格限制和后续条件的“特别身份正规化”。

一、芬兰:庇护申请人“禁止变道”

芬兰从2024年9月1日起实施《外国人法》修正案。

只要一个人在芬兰申请过庇护,并且:

  • 庇护申请仍在审理;或者
  • 庇护申请已经被拒,但本人尚未离开芬兰;

那么他在芬兰境内提出的以下首次居留许可申请,将不予受理:

  • 工作居留许可;
  • 创业者居留许可;
  • 学生居留许可。

即使这个人已经找到正式工作、雇主愿意聘用、工资也符合要求,仍然不能直接在芬兰境内“庇护转工作”。

他通常必须:

  1. 离开芬兰;
  2. 回到自己的原籍国或永久居住国;
  3. 前往芬兰使领馆;
  4. 按照正常程序重新申请工作、学习或创业居留许可。

芬兰政府对此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防止有人把庇护程序当作进入芬兰、寻找工作或学习机会的替代通道。

这项禁令并不适用于所有身份转换

需要特别区分:

  • 合法学生居留 → 工作居留:原则上仍然可以;
  • 合法工作居留 → 创业或其他工作许可:符合条件时可以;
  • 庇护申请人或庇护被拒者 → 工作、创业或学生首次许可:不能在芬兰境内转换;
  • 临时保护身份者,例如符合条件的乌克兰避难者:属于法定例外;
  • 已经持有芬兰居留许可的人申请延续许可:通常不受这项“禁止变道”规定影响。

所以,芬兰禁止的主要是:

把庇护申请程序转换为普通的工作、学习或创业移民程序。

并不是禁止所有外国人转换居留许可类型。


二、西班牙:2026年特别身份正规化

桑切斯政府在2026年4月14日批准特别正规化法令,申请期为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

主要面向:

  • 在西班牙非法居留的人;
  • 正在申请国际保护、即庇护的人;
  • 符合条件的庇护申请被拒者。

申请人需要证明:

  • 2026年1月1日以前已经在西班牙;
  • 提交申请前已连续居住至少5个月;
  • 没有犯罪记录;
  • 不构成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威胁。

普通非法居留者还需要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 曾经以合法劳动合同受雇或合法自雇;
  • 在西班牙拥有未成年子女、残障成年子女或一级直系长辈等家庭关系;
  • 能够证明处于社会弱势状态。

申请一旦被正式受理,申请人便可以:

  • 在西班牙合法居留;
  • 在全国任何地区工作;
  • 在任何行业受雇或自雇;
  • 获得社会保障号码。

成年申请人最初获得一年期居留及工作许可,之后必须进入西班牙普通移民制度,例如通过工作、家庭或“扎根居留”等途径继续保持合法身份;未成年人可以获得五年居留许可。


三、两国政策直接对比

对比项目芬兰“禁止变道”西班牙“特别正规化”
主要对象庇护申请人及被拒后仍留在芬兰者非法居留者、庇护申请人等
找到工作后能否境内转身份原则上不能符合特别政策条件可以
是否必须离境通常必须离境重新申请不需要离开西班牙
申请是否立即带来工作权不会;原有庇护工作权可能在拒绝后终止申请获受理后即可全国、全行业工作
政策性质长期制度性限制一次性、限期特别措施
核心目标防止利用庇护程序规避正常入境程序将地下人口和黑工纳入合法就业及社保体系
对非法居留的态度优先离境和重新申请承认既成居住事实并给予正规化机会
是否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或国籍否否,最初主要是一年期许可

四、两种政策背后的治理逻辑

芬兰:先维护“通道规则”

芬兰政府认为,庇护、工作、学习和创业是性质不同的移民通道。

如果允许庇护申请人在等待期间找到工作后直接留下,可能形成这样的激励:

先以庇护方式进入芬兰,再寻找雇主,最后转成工作移民。

因此,芬兰把“是否真正需要国际保护”与“是否具备工作能力”严格分开。即使申请人已经工作、纳税并得到雇主认可,只要其最初走的是庇护程序,就必须先完成离境,再从境外进入正常的劳工移民通道。

西班牙:先处理“既成现实”

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思路:

很多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长期生活在西班牙,并在农业、餐饮、建筑、旅游、家政和养老护理等行业工作。如果继续让他们处于非法状态,就会产生:

  • 地下就业和现金工资;
  • 雇主逃避税收及社会保障缴费;
  • 工人更容易遭受压榨;
  • 政府难以掌握真实人口与就业数据;
  • 非法居留问题长期积累。

所以西班牙选择把部分已经在境内的非法人口“转入地上”,使其能够合法工作、缴纳社会保险并接受政府管理。


五、西班牙政策是否会鼓励更多非法移民?

这是该政策最大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如果非法入境或逾期滞留最终可能获得合法身份,就可能产生“吸引效应”,鼓励更多人赌下一次大赦。

桑切斯政府则通过设置截止日期回应这一问题:

  • 必须在2026年1月1日前已经身处西班牙;
  • 必须证明至少连续居住5个月;
  • 后来抵达者不能申请;
  • 有犯罪记录或构成公共安全威胁者不能申请。

因此,这项政策的官方逻辑不是“非法入境即可合法化”,而是:

对已经形成事实居住、家庭和劳动关系的人进行一次集中清理和正规化。

但从长期来看,如果西班牙以后反复实施类似政策,确实可能让部分人产生“先非法留下、等待下一次大赦”的预期。

结论

芬兰与西班牙分别代表欧洲移民政策的两个方向:

西班牙的政策力度实际上比芬兰大得多。它允许部分原本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在不离境的情况下获得居留和工作权;而芬兰不仅不为非法居留者提供类似的大规模正规化,甚至禁止庇护申请人在境内凭工作、学习或创业条件转换身份。

因此,从“身份转换”的角度看:

  • 芬兰正在收紧境内转换路径;
  • 西班牙则通过一次性“大赦”主动打开转换路径;
  • 两国真正的分歧,是面对已经进入社会的非正规移民时,究竟选择“先离境、再依法进入”,还是“先合法化、再纳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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