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芬兰生活了4年,学会芬兰语,有正式工作,得到当地政府和雇主支持——这些条件,仍然不足以让一名庇护申请失败的外国人留在芬兰。
Yle近日报道了一对俄罗斯夫妇的案例,也再次把芬兰2024年开始实施的一项移民政策推到公众面前:
庇护申请人不能再在芬兰境内“转换轨道”,通过工作或学习申请新的居留许可。
从俄罗斯来到芬兰,4年后仍面临遣返
Katya Arapova和丈夫Sergej Arapov于2022年9月俄罗斯开始动员后进入芬兰,并申请国际保护。
此后,两人在芬兰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学习了芬兰语,积极参加当地社会活动,也分别找到了工作。
Katya在Kaskinen(Kaskö)市从事幼儿教育工作;Sergej则在Kristiinankaupunki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当地政府和他们的雇主甚至曾向有关部门呼吁,希望允许两人继续留在芬兰,因为当地本身存在劳动力需求。
但是,这些因素最终没有改变结果。
2026年1月,芬兰移民局拒绝了两人的庇护申请;8月,赫尔辛基行政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
随着决定生效,两人的工作权立即终止,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
目前,两人已经向芬兰最高行政法院申请上诉许可,但法院没有下达暂停遣返的执行禁令。
这意味着,在案件等待处理期间,他们仍可能被警方遣返。
为什么有工作,也不能申请工作居留?
问题的关键,在于芬兰2024年9月实施的一项《外国人法》改革。

过去,一些庇护申请人在芬兰生活期间找到工作或者获得学习机会后,可以尝试转而申请基于工作或学习的居留许可。
但是新规实施后,这条路基本被堵住了。
庇护申请人不能再通过所谓的“转换轨道”(kaistanvaihto),在芬兰境内从庇护申请转为工作或学习居留许可。
芬兰政府的逻辑非常明确:
庇护制度是为需要国际保护的人设立的,而不是进入芬兰工作或学习的替代通道。
因此,一个人的工作表现有多好、雇主多么希望留下他,甚至本人已经多大程度融入芬兰社会,都不能改变这一规则。
芬兰移民局信息服务及绩效管理负责人Johannes Hirvelä向Yle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移民局没有自由裁量权。
已有103份工作居留申请被直接拒绝受理
这并不仅仅涉及这一对俄罗斯夫妇。
根据Yle从芬兰移民局获得的数据:
自2024年9月新规实施以来,已有103份基于工作的居留许可申请,因为申请人具有庇护申请背景而被直接拒绝受理。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并不是移民局审核了申请人的工资、工作合同、专业资格等条件之后认为“不符合要求”。
而是因为其庇护申请背景,申请本身就不能按照正常的工作居留许可程序进行审理。
在改革之前,每年大约有200名庇护申请人最终获得基于工作的居留许可。
企业界曾经反对:为什么要把已经找到工作的人赶走?
这项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存在争议。
芬兰产业联合会EK曾向议会表示反对。
企业界提出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一些庇护申请人已经找到工作,而且这些岗位往往本身就很难招聘到合适员工。
如果一个人已经:
找到工作 + 学习芬兰语 + 融入当地社会 + 获得雇主认可
却仍然因为最初进入芬兰时选择了“庇护申请”这条路径,而必须离境,对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失去已经培养好的劳动力。
芬兰内政部长:这正是改革想达到的效果
不过,芬兰政府并不认同这一批评。
内政部长Mari Rantanen认为,新法律目前正按照政府设计的方式运行。
她强调:
庇护制度不是劳动力移民的渠道。
政府希望把两套制度严格区分:
需要保护的人,通过庇护制度申请国际保护;
希望来芬兰工作的人,则应该按照工作移民制度申请居留许可。
就业和经济部同样支持这一政策方向。
按照政府部门的说法,如果庇护申请失败,当事人原则上可以先离开芬兰,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从国外重新申请基于工作的芬兰居留许可。
争议的另一面:会不会制造更多“无证移民”?
芬兰难民咨询机构(Pakolaisneuvonta)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在芬兰已经生活多年,有工作、有社会关系,却因为庇护申请失败而无法转换到其他居留许可,那么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顺利离境。
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减少移民,而是:
增加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同时又无法正常工作的无证人员。
芬兰政府对此采取的方向同样非常明确:加快遣返!
政府已经计划在下一年度预算中,为警方和芬兰移民局增加资金,提高遣返和离境决定的执行效率。
政策解读
这起案件真正值得在芬华人注意的,并不只是“一对俄罗斯夫妇是否应该被遣返”。
它反映的是芬兰移民政策正在发生的一项更深层变化:
芬兰越来越强调“你通过什么身份进入这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你后来在芬兰表现得怎么样”。
过去大家比较容易形成一种思维:
先合法进入芬兰,只要后来找到工作、认真纳税、学习语言、融入社会,就可能找到另一条合法留下来的路径。
现在,这种思维越来越需要谨慎。
特别是对于庇护申请而言:
找到工作 ≠ 可以转工作居留;
学会芬兰语 ≠ 自动获得留下的权利;
雇主希望留下你 ≠ 移民局可以特殊处理;
在芬兰生活多年 ≠ 一定能够改变原来的居留许可路径。
这与芬兰政府近两年来的一系列移民政策调整是一致的:
一方面继续欢迎符合条件的工作移民、留学生和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则越来越严格地区分工作、学习、家庭团聚和国际保护等不同移民渠道,减少通过一种身份进入芬兰后,再转换到另一种居留身份的空间。
对于准备来芬兰的人来说,这意味着:
第一次选择什么居留许可、以什么法律依据进入芬兰,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对于已经在芬兰的外国人来说,也不能简单地认为:
“只要我有工作,就一定能留下。”
在芬兰目前的移民政策体系下,工作本身和合法居留依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来源:Yle / 芬兰移民局相关信息
附录01:相关的案例和新闻
- Katja 和 Sergei Arapov:有工作、会芬兰语,仍面临遣返
这是目前最典型、媒体曝光度最高的案例。两人2022年从俄罗斯来到芬兰申请庇护,之后在 Kaskinen 一带生活多年。Katja 在当地幼儿教育系统工作,Sergei 在建筑公司工作,两人还学习了芬兰语,当地政府和雇主都希望他们能够留下。但他们的庇护申请在2026年被拒,行政法院也驳回上诉。由于2024年9月后的新法已经禁止“庇护→工作居留”的境内转换,即使两人都有正式工作,也不能在芬兰境内改申请工作居留许可。Yle报道后,这一案例成为“禁止转换路径”政策最具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更值得关注的是,Migri向Yle确认:自新规生效以后,已有103份工作类居留许可申请因为申请人具有庇护背景,而被直接“不予审理”(jätetty tutkimatta)。也就是说,甚至还没有进入工资、劳动合同、劳动力需求等实质审核阶段。 - 2025年赫尔辛基行政法院案例:申请是在新法之前提交,仍然被新法挡住这是一个法律意义非常强的案例。一名申请人曾经在芬兰申请国际保护,之后在2024年5月提交了员工居留许可申请。当时禁止“转换路径”的新法还没有生效。但Migri直到2024年10月才作出决定。此时新法已经从9月1日起实施,因此Migri依据新的《外国人法》第36 f条,直接不审理其工作居留申请。申请人向法院主张:自己递交申请时这条法律根本还不存在,因此这种处理违反了合理性、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赫尔辛基行政法院最终仍认可Migri的做法。换句话说,关键不只是你什么时候提交申请,而是Migri是否在2024年8月31日前已经作出决定。只要当时仍未决定,就可能受到新法影响。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Migri官方也明确说明:对于截至2024年8月31日仍未作出决定的相关申请,新规则同样适用。 - 2025年土耳其公民案例:试图通过欧盟—土耳其协定挑战禁令,也失败
另一起很有法律价值的案件发生在2025年6月。一名土耳其公民A以庇护申请人身份来到芬兰,随后在庇护程序仍在进行时申请员工居留许可。Migri依据《外国人法》第36 f条不予审理。A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法律论点:欧盟与土耳其之间有特殊的《联系协定》,其中存在所谓 standstill clause(停滞条款),原则上限制欧盟成员国对土耳其劳动者增加新的就业限制。但赫尔辛基行政法院认为,这类保护需要当事人在成员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具有比较稳定、确定的法律身份。单纯作为庇护申请人,并不构成这样的“稳定合法劳动市场地位”。因此,新法仍然可以适用,工作居留申请依然可以不予审理。
这个案例说明:即使申请人来自在欧盟法下享有某些特殊待遇的国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够绕开“转换路径禁令”。 - Himdad Rashid:在芬兰生活8年以上,但改革前就担心失去转换机会
2024年5月,也就是新法正式实施之前,Yle采访过来自伊拉克、具有库尔德背景的 Himdad Rashid。他当时已经在芬兰生活了8年以上,并表示自己已经适应芬兰生活。但政府准备推进改革后,社会组织开始担忧:一些已经在芬兰生活多年、找到工作或学习机会的人,在庇护失败以后可能无法再通过工作、创业或者学习取得合法居留身份。这篇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记录了新法实施之前各方对现实后果的预警。
例如 Sininauhasäätiö 当时就提出:一个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或者学习位置,本身往往说明其融入社会的能力较强,如果完全堵死转换路径,可能造成新的无证居留问题。 - 官方规则其实比很多人理解得更严格
Migri明确规定,只要一个人仍在芬兰境内,并且:- 曾经在芬兰申请庇护且申请仍在处理中;或者已经获得庇护拒绝决定,
正确程序是:离开芬兰,然后在自己的原籍国或者永久居住国,通过芬兰驻外使领馆重新申请。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需要写清楚:如果当事人已经拥有芬兰居留许可,只是在申请续签或转换后续居留依据,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属于这里讨论的“禁止转换路径”。换句话说,这项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庇护申请人申请第一份其他类型居留许可。
从政策形成过程看,这项改革并不是没有争议。2024年立法过程中,芬兰商界、教育界和移民法律机构都曾提出反对意见。一些意见甚至建议加入“合理性审查”,让Migri可以考虑申请人的就业、学习经历以及已经发生的社会融入程度。但最终通过的制度基本没有给Migri留下这种个案裁量空间。
所以,如果我们把目前已经公开的案例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信号:
芬兰现在越来越强调“进入芬兰时使用的移民渠道必须和最终目的相符”。庇护制度不能被作为进入芬兰后再转换成工作或学习移民的跳板。
而现实中最有冲击力的地方就在于:即使一个人已经在芬兰生活多年、学会芬兰语、找到长期工作、正常纳税、获得雇主甚至当地政府支持,也未必能够弥补最初居留路径上的问题。
附录02:
《芬兰“禁止变道”与西班牙“移民大赦”:欧洲两种截然相反的移民治理逻辑》
芬兰与西班牙近期采取了几乎相反的政策:
- 芬兰:申请过庇护的人,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能在芬兰境内转为工作、创业或学习居留许可;
- 西班牙:符合条件的非法居留者和庇护申请人,可以直接在西班牙境内申请合法居留和工作许可。
但需要强调:西班牙所谓的“移民大赦”,并不是无条件给予国籍,也不是允许今后抵达的所有非法移民留下,而是一次有截止日期、资格限制和后续条件的“特别身份正规化”。
一、芬兰:庇护申请人“禁止变道”
芬兰从2024年9月1日起实施《外国人法》修正案。
只要一个人在芬兰申请过庇护,并且:
- 庇护申请仍在审理;或者
- 庇护申请已经被拒,但本人尚未离开芬兰;
那么他在芬兰境内提出的以下首次居留许可申请,将不予受理:
- 工作居留许可;
- 创业者居留许可;
- 学生居留许可。
即使这个人已经找到正式工作、雇主愿意聘用、工资也符合要求,仍然不能直接在芬兰境内“庇护转工作”。
他通常必须:
- 离开芬兰;
- 回到自己的原籍国或永久居住国;
- 前往芬兰使领馆;
- 按照正常程序重新申请工作、学习或创业居留许可。
芬兰政府对此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防止有人把庇护程序当作进入芬兰、寻找工作或学习机会的替代通道。
这项禁令并不适用于所有身份转换
需要特别区分:
- 合法学生居留 → 工作居留:原则上仍然可以;
- 合法工作居留 → 创业或其他工作许可:符合条件时可以;
- 庇护申请人或庇护被拒者 → 工作、创业或学生首次许可:不能在芬兰境内转换;
- 临时保护身份者,例如符合条件的乌克兰避难者:属于法定例外;
- 已经持有芬兰居留许可的人申请延续许可:通常不受这项“禁止变道”规定影响。
所以,芬兰禁止的主要是:
把庇护申请程序转换为普通的工作、学习或创业移民程序。
并不是禁止所有外国人转换居留许可类型。
二、西班牙:2026年特别身份正规化
桑切斯政府在2026年4月14日批准特别正规化法令,申请期为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
主要面向:
- 在西班牙非法居留的人;
- 正在申请国际保护、即庇护的人;
- 符合条件的庇护申请被拒者。
申请人需要证明:
- 2026年1月1日以前已经在西班牙;
- 提交申请前已连续居住至少5个月;
- 没有犯罪记录;
- 不构成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威胁。
普通非法居留者还需要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 曾经以合法劳动合同受雇或合法自雇;
- 在西班牙拥有未成年子女、残障成年子女或一级直系长辈等家庭关系;
- 能够证明处于社会弱势状态。
申请一旦被正式受理,申请人便可以:
- 在西班牙合法居留;
- 在全国任何地区工作;
- 在任何行业受雇或自雇;
- 获得社会保障号码。
成年申请人最初获得一年期居留及工作许可,之后必须进入西班牙普通移民制度,例如通过工作、家庭或“扎根居留”等途径继续保持合法身份;未成年人可以获得五年居留许可。


政府最初估计约有50万人受益,但最终申请人数达到约117万;截至2026年7月初,已有超过60万人在申请审理期间取得临时工作权利。
三、两国政策直接对比
| 对比项目 | 芬兰“禁止变道” | 西班牙“特别正规化” |
|---|---|---|
| 主要对象 | 庇护申请人及被拒后仍留在芬兰者 | 非法居留者、庇护申请人等 |
| 找到工作后能否境内转身份 | 原则上不能 | 符合特别政策条件可以 |
| 是否必须离境 | 通常必须离境重新申请 | 不需要离开西班牙 |
| 申请是否立即带来工作权 | 不会;原有庇护工作权可能在拒绝后终止 | 申请获受理后即可全国、全行业工作 |
| 政策性质 | 长期制度性限制 | 一次性、限期特别措施 |
| 核心目标 | 防止利用庇护程序规避正常入境程序 | 将地下人口和黑工纳入合法就业及社保体系 |
| 对非法居留的态度 | 优先离境和重新申请 | 承认既成居住事实并给予正规化机会 |
| 是否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或国籍 | 否 | 否,最初主要是一年期许可 |
四、两种政策背后的治理逻辑
芬兰:先维护“通道规则”
芬兰政府认为,庇护、工作、学习和创业是性质不同的移民通道。
如果允许庇护申请人在等待期间找到工作后直接留下,可能形成这样的激励:
先以庇护方式进入芬兰,再寻找雇主,最后转成工作移民。
因此,芬兰把“是否真正需要国际保护”与“是否具备工作能力”严格分开。即使申请人已经工作、纳税并得到雇主认可,只要其最初走的是庇护程序,就必须先完成离境,再从境外进入正常的劳工移民通道。
西班牙:先处理“既成现实”
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思路:
很多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长期生活在西班牙,并在农业、餐饮、建筑、旅游、家政和养老护理等行业工作。如果继续让他们处于非法状态,就会产生:
- 地下就业和现金工资;
- 雇主逃避税收及社会保障缴费;
- 工人更容易遭受压榨;
- 政府难以掌握真实人口与就业数据;
- 非法居留问题长期积累。
所以西班牙选择把部分已经在境内的非法人口“转入地上”,使其能够合法工作、缴纳社会保险并接受政府管理。
五、西班牙政策是否会鼓励更多非法移民?
这是该政策最大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如果非法入境或逾期滞留最终可能获得合法身份,就可能产生“吸引效应”,鼓励更多人赌下一次大赦。
桑切斯政府则通过设置截止日期回应这一问题:
- 必须在2026年1月1日前已经身处西班牙;
- 必须证明至少连续居住5个月;
- 后来抵达者不能申请;
- 有犯罪记录或构成公共安全威胁者不能申请。
因此,这项政策的官方逻辑不是“非法入境即可合法化”,而是:
对已经形成事实居住、家庭和劳动关系的人进行一次集中清理和正规化。
但从长期来看,如果西班牙以后反复实施类似政策,确实可能让部分人产生“先非法留下、等待下一次大赦”的预期。
结论
芬兰与西班牙分别代表欧洲移民政策的两个方向:
芬兰强调程序:走错通道,就必须离境后重新申请。
西班牙强调现实:人已经长期生活和工作,就尝试将其纳入合法体系。
西班牙的政策力度实际上比芬兰大得多。它允许部分原本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在不离境的情况下获得居留和工作权;而芬兰不仅不为非法居留者提供类似的大规模正规化,甚至禁止庇护申请人在境内凭工作、学习或创业条件转换身份。
因此,从“身份转换”的角度看:
- 芬兰正在收紧境内转换路径;
- 西班牙则通过一次性“大赦”主动打开转换路径;
- 两国真正的分歧,是面对已经进入社会的非正规移民时,究竟选择“先离境、再依法进入”,还是“先合法化、再纳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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